近年，全球博士生陷入供大于求的窘境，西方国家的博士生教育模式不断遭遇质疑。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官网2月20日刊登了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授大卫·亚历山大(David Alexander)和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客座教授伊恩·戴维斯(Ian Davis)的文章《博士生导师是否达标?》(Do PhD Supervisors Make the Grade?)称，由于一些博士生导师不负责任，导致博士生质量下降，博士学历被质疑水分过大。近日，本报记者就博士生教育问题采访了相关学者。
博士供大于求
英国《经济学人》官网2010年曾刊文《一次性学术》(The Disposable Academic)称，“曾经，许多搞科研的学术人员未必有博士学位，但二战结束后，高等教育得到了全面推广和普及，大众对于学术人员的学术期望也逐渐提高。”
美国哈佛大学劳动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表示，“1998—2006年，经合组织成员国产出的博士数量增长了40%。其中，墨西哥、葡萄牙、意大利和斯洛伐克等国的博士人数增加最快。”
博士的数量变化反映了高等教育的发展程度，同时也反映出博士生教育的普及程度。伴随着博士生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博士的产出量早已超过了相关工作岗位的需求。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政治科学系教授安德鲁·海克(Andrew Hacker)和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兼职副教授克劳迪娅·德赖弗斯(Claudia Dreifus)曾在论著《高等教育：大学如何浪费金钱、误导孩子——及我们的对策》(Higher Education: How Colleges Are Wasting Our Money and Failing Our Kids—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中写道，“2005—2009年，美国‘生产’了超过10万个博士学位，然而同时期新增教授职位仅有1.6万个。即使在博士增长量相对平稳的加拿大，也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现象。如今，只有少数发展迅速的国家，对博士的需求大于供给。”
教育资源有限
随着博士生教育的普及，以及课程类博士等新型博士的出现，博士生的质量屡遭质疑。亚历山大对记者表示，“博士生研究质量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博士生导师的治学态度和科研质量。如果将博士生视为廉价劳动力，学术质量自然就会下滑。”
英国西英格兰大学高级讲师林登·史密斯(Lyndon Smith)认为，“英国的博士学历恐有沦为笑话之嫌。有舆论认为，英国博士生教育的普及是以牺牲学术标准为代价。无论这种舆论是否正确，可以肯定的是，自由市场机制在大学随意运作，学术水平下滑只是时间问题。”英国利兹大学健康管理创新中心罗杰·考威尔(Roger Cowell)分析认为，“学校资源有限，资源的扩充赶不上招生人数的膨胀，博士生质量下降是必然的。”
答辩委员会难用“否决权”
英国杜伦大学地理系教授克莱尔·班布拉(Clare Bambra)表示，研究型大学的学生在读博期间要发表经同行评议的论文，同时还要写一篇毕业论文。对于研究型大学的学生来说，他们通常有外部资金的资助，因此从常理上讲校方对博士生的论文会提出较高要求。
然而，亚历山大和戴维斯表示，过去没有能力写出高质量论文的博士生没有资格进入博士论文答辩环节，但近年随着科研环境的变化，情况已不再是这样。他们说，过去几年他们参加了16场博士论文答辩，接触过专著论文和合集论文。可以直言不讳地说，不少论文理论上都不应该通过，仍需进行大量的补充工作或返工重写。但事实上，“虽然我们掌握了否决权，但行政管理、答辩流程、社会压力迫使我们无法行使它。尽管没有官方的统计数据，但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当前博士生教育现状不容乐观”。
注意：本文归作者所有，未经作者允许，不得转载
